在年初经济观察报的“新商业愿景”中，笔者曾写道：中国制造的更高效率，是内生，而非外向，是如何高效率到达市场与人民。渠道与品牌，观念与文化，标准与系统，规则与制度，这应该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起点。期望中国大市场的建设，为中国制造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更高的效率。

  彼时谈的是愿景，如今2024年过半，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笔者对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又有了新的、更深层的观察与思考。

  随着一声枪响，特朗普的选情一下高涨，受惊吓的不仅是美国人，还有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毕竟，特朗普在竞选中曾提出，如果当选，要把中国的商品关税提高至60%。于是，枪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周，笔者在马来西亚调研时又见到如潮涌般的一批批中国投资客，乐坏了东南亚的地产商人。

  据2024年7月26日中国一东盟外长会的信息公开披露，中国连续15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也连续4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上半年，双方贸易额同比增长10.5%。2023年，中国对东盟投资增幅高达44.6%，双向累计投资超过3800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东盟与墨西哥成为中美两国贸易的新节点，中国对东盟与墨西哥投资持续增加。墨西哥也代替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商品进口国，中国则落到第三。中美贸易总额从2021年的7556亿美元，回落到2023年的6700多亿美元，并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

  在中美贸易额下降的同时，中国与墨西哥、墨西哥与美国的贸易额却呈上升态势。2023年，中国与墨西哥双边货物进出口额约为1002.25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商品总值 814.71亿美元，同比增长5.7%。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货物总额同比增长5%，达到4750亿美元。

  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大多分布在在汽车、电子科技类产品、石油产品等。中国与墨西哥贸易的领域大多分布在在电子科技类产品、工业器械、车辆及零配件等产品上。其中，车辆及零配件增速最快，2021年同比增幅72%，2022年也达到50%。这也是特朗普宣称要对产于墨西哥的中国新能源车征收100%关税的原因。

  中国的制造与美国的市场，应当是全世界商品从制造到流通全过程效率最高的组合。但由于中美贸易摩擦，这一效率被打破。而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并没有避开美国25%的高关税。因为企业要投资第三国，要增加投资所需成本、物流成本、管理成本、学习成本。当然，随着东南亚、墨西哥供应链的成熟、工人管理与技能水平的提升，未来成本会促进降低。但如果美国关税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行为还会再加剧。

  笔者了解有一家深度依赖珠三角供应链的企业，之前把投资东南亚当作企业的第五选项，现在不得不把这个选项提前，加入考察东南亚的行列。该企业负责人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之时，25%关税由中国制造方与美国品牌商共同消化。后来国际货柜涨到2.5万美元一个，制造端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消化了，就只能由美国市场端承担，美国消费者也习惯了涨价。但如果涨到60%关税，双方都承担不了。

  由于存在贸易摩擦与局部区域的热战，世界贸易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原材料价格、汇率变化影响着商品制造的成本。许多把供应链迁出中国的外国企业，在中国以外找不到质量与价格匹配的供应链，还是会回头寻求与中国供应链合作，特别是与有海外布局的供应链合作。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它以极大的吸引力吸引着全球商品的流向。美国GDP排名世界第一，2023年人均GDP为 8.17万美元，是中国的六倍，人均消费则是中国的十几倍。庞大的市场容量，孕育了全世界最多的零售品牌，诸如沃尔玛（Walmart）、开市客（Costco）、克罗格（Kroger）、家得宝（TheHomeDepot）等。全球最大的餐饮连锁品牌麦当劳、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都来自美国，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亚马逊也来自美国。

  吸纳、再造并形成规模效应，美国利用其市场规模，吸收全球商品，创造连锁经营商业模式；通过优化供应链及建立电子商务数字化平台提升竞争力；通过输出商业、管理模式及规则，实现全球大市场的资源配置。沃尔玛全球的连锁店超过10000家，而麦当劳与星巴克的连锁店都达到40000家左右。当然，美国与中国，是麦当劳与星巴克最大的市场，麦当劳与星巴克在中国的零售店都超过6000家，其数量还在一直增长，而美国另一品牌肯德基在中国的零售店则达到惊人的10000家。

  中国制造看似无孔不入、化整为零、见缝插针地进入美国市场，美国的市场体系却是本就无处不在地存在于全世界的市场、存在于中国市场。如果说中国制造有规模优势，美国的市场体系才是真正的规模优势。

  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制造之所以“卷”，就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仅是制造优势，没有市场优势，没有规则优势，没有真正的话语权。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曾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表示质疑，担忧中国通过提升制造能力，特别是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可能会产生“过剩产能”，进而以低价甚至倾销的方式将这一些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几个国家，从而破坏全球贸易体系。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可能引发国际贸易争端。

  今年访问中国的美国财长耶伦，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中国在电动汽车等新能源领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是建立在技术持续创新、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之上的优势，为何有“产能过剩”问题的冲突呢？

  大约六七年前，很多中国企业到以色列淘技术，以色列希望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卖给中国。当时笔者非常疑惑，美国不是全世界最大的医疗市场吗？以色列人讲，他们刚把上一代的技术体系卖给了美国，美国人还没有回收成本呢，所以要瞄准中国市场。

  笔者曾经问过一位美国朋友，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提出信息高速公路与生物制药是美国未来的新的竞争力，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实现，而生物制药为何没有如预期般迅速发展？

  美国朋友讲，是因为市场垄断。在他看来，美国是一个制药市场高度垄断的国家，首先有很严格的市场准入与专利保护制度；其次是市场经历了长期的行业整合，大型制药公司通过并购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得市场主导权，同时他们通过医药产业链上下游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整合加强了市场垄断；最后是利益集团的政策游说，美国医疗医药机构是美国政策游说投入最多的群体。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很多化妆品牌消失，是因为被跨国企业收购雪藏了。美国也有很多创新技术，也被大企业收购雪藏。大树底下不长草，垄断会严重抑制社会创新。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曾经有一家从事发电机生产制造的会员企业，在美国设立创新总部，吸纳的就是美国康明斯的退休工程师。美国工程师有很多技术创想，但在美国很难实现，原因是市场垄断。他们说，在中国的美国发电机，很多还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技术平台，但市场上仍有高额利润，何必投入创新、更新平台？

  高效率市场与高垄断市场的提法是不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笔者在此不做进一步探究，还是希望简单地从比较现象的视角观察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探究问题。从现象角度看，高效率是从市场的规模效应看问题，高垄断是从利润的角度看问题。规模与利润需要平衡点，就是创新与商品的供给效率上需要在市场上保持平衡。如前面所讲的以色列技术供给案例，如果以色列技术创新效率太快、供给太快就会破坏市场秩序，让资本赚不到钱。所以，以色列的创新技术就必须找到新的市场去套现研发投入。

  美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体系，有分工、有布局、有研究，也有商会的自律。中国市场来自行业间的约束很少，经常会出现过度竞争，最后往往要通过政府强制干预的手段来抑制。如1993年纺织行业的压锭，1997年的压煤，2016年的压钢，都近乎“硬着陆”。除了纺织、煤炭、钢铁等行业外，改革开放后中国还经历了别的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如水泥、玻璃、光伏等等。这一些状况都表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缺乏成熟市场机制。

  在以前，中国经济体量尚小，产能问题对全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较小。而今，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一旦真的出现“产能问题”，确实会影响到全球经济供给关系的稳定。

  “产能过剩”问题并非中国政府有意为之，历史上中国政府也深受其苦。“产能过剩”问题深刻反映了市场机制与自我调节的问题，也反映了生产效率与市场效率、市场稳定性、市场垄断的问题。

  当然，一个市场究竟是效率重要，还是稳定与确定性重要，都有其逻辑。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是追赶的逻辑，全民夜以继日投入工作、生产，记忆深处担忧落后就要挨打。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它需要稳定性与确定性，资本也需要稳定性与确定性回报。资本为何需要并购、垄断？因为这些都是可控与确定性的要求。而中国变量太大，从某些角度看已超越可控范围，引起担忧，应该能理解。

  道理上讲，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应该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学界有很多解释中国不能形成庞大规模市场的原因，包括消费能力、消费率、消费理念、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差距和房价等多种因素。

  但笔者观察，其中还有路径依赖的原因。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其刺激经济的不二法门就是刺激消费，发放补贴以及提升就业率。居民有钱才有购买力，消费提升了各行各业就有机会，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首先启动的是外贸增长，通过外部市场需求带动国内生产活动。只要投入生产就能取得经济稳步的增长，并成为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路径依赖。投入供给侧，在制造业领域就是技术改造、技改贴息等等。

  还有就是逆经济周期的政府调节，即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大量供给，铁路、公路、机场、码头、发电、电信、水利等等，村村通公路、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网络从2G一直升级到5G，十几年走完发达国家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历史。但随着基础设施密度增加，投资的边际效应在迅速递减。

  基础设施属于资金密集型投入，带动GDP增长效应明显，但带来的消费与就业效应减少。当然，在房地产年代，投资基础设施会带来土地与房地产增值，这也是资本及地方政府所偏好与特别依赖的发展路径。

  从供给侧改革、高水平发展再到新质生产力等概念的提出，持续的供给侧投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特色，并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其结果就是中国生产西方消费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国制造对西方消费市场的严重依赖。中国劳动人口红利慢慢地发展到工程师红利、供应链与基础设施红利，都与中国大力投入制造业供给侧有相当的关系，形成中国制造综合的成本优势，而这种优势需要全球市场去承担。

  但仅靠资本投入基础设施所产生的GDP并不能带动就业。笔者以前写过关于江西赣州与广东潮州的经济发展比较的“政府经济现象”。2022年江西赣州全市生产总值达到4523.63亿元，广东潮州全市生产总值仅有1312.98亿元，赣州的GDP总量远高于潮州。赣州人为何需要到潮州打工，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与房地产模式解决不了百姓就业，相反中小非公有制企业众多的潮州能吸纳百姓就业、能增加百姓收入。

  政府对GDP与供给侧投入的偏好，在推动GDP增长的同时，也推高了地方债务。在房地产高涨的时候，基础设施投入由一直增长的地价补偿，投入产出能够形成正循环。经济稳步的增长所带来的老百姓收入增加却因为房价高企而冲抵，老百姓的购买力没有因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相应增长。

  而近年，为了弥补房地产市场低迷及出口不畅带来的经济发展减缓，很多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资金通过地方投资平台投入到工业园区及厂房的建设，这也还是投入供给侧、基础设施建设产生GDP的投资路径依赖。中国如果没形成真正的消费大市场，经济稳步的增长还是免不了外贸依赖与投资依赖。

  近期，笔者走访了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广州市进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等慢病领域体外诊断试剂及配套仪器研发、生产的企业，拥有全球领先的化学发光检测技术，填补了血糖检测的空白，能提前2年—3年预测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该公司创始人李民友博士是一位资深的医学专家，他的理想是成立一家慢性病管理研究院，除了糖尿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管理，还能更加进一步预防与管控阿尔茨海默病、肝脏疾病等慢性病。

  笔者认为这样的产品是市场刚需，现下的市场即有巨大需求。李博士却说，全国医疗机构都在反腐败，各种审批流程太慢，先进生产力到达不了市场，企业还是要完成很多的积累才有能力实现理想。

  在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员企业中，从事医疗健康行业的企业经常反映，国内医疗系统管理效能太低，审批慢，审批环节冗长低效。

  笔者曾经向一家从事生产贴膏的企业建议，学习日本贴膏企业的做法，创新药味与贴胶。该企业反馈，在中国，传统药创新很难，他们在包装盒上改写两个字，都要花8年的审批时间，何况改良药品的功能。

  五六年前，一家从事化学气雾剂生产的企业经过8年研发，推出一款微型多效灭火技术的产品，具有抗溶可靠、灭火效率高的特点，而且使用与携带方便，通用环保高效。但因为消防部门审批流程及技术标准的问题，市场推广阻力太大而使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受限，仅能在民用市场推广，最终该企业还是通过产品出口获利。

  有安全专家说，国内的《消防法》是强制性法律，很多技术是强制标准，但很多强制标准却跟不上新业态、新技术发展，导致整个社会的消防产品性能相对低下。以建筑物的消防设计施工为例，消防投入占整个建筑物投入的15%—20%，但真正发生火灾，整个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所起的作用却微乎其微。他特别提到，建筑物所安装的喷淋系统就没有发挥作用。他认为能够最终靠创新技术，采用移动消防车方法，采用新消防剂、新消防材料，推动消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有一家从事游艇制造的企业，制造的游艇绝大多数都是以出口为主。笔者问，为何国内游艇行业发展不起来？该企业认为是“过度管理”。该企业举例，有一个城市遭遇了一次恶劣天气，出现溺水事件，后来海事局就发布禁航通告，不允许游艇出海。该企业认为，车辆交通的绝对安全就是禁止车辆出行，将很多安全事故责任推给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就一禁了事，这都是懒政不作为的做法。该企业呼吁简化游艇产业相关审批流程，放开运营管制，降低企业成本，才能够吸引更加多社会资本投入游艇产业。

  据相关资料统计，美国改装车配件厂家及改装服务机构超过1万家，市场从业人员达200万人，每年仅汽车改装的营业额就高达400多亿美元，且美国私人汽车的改装率已达到了80%。中国汽车改装市场的形成其实是受制于法律限定与手续繁琐。

  有广州改装车爱好者说，如果某辆车改装后被发现，除了要拆卸恢复原样，以后该车每年都要年审。业界专家觉得，原来国家法律限制汽车改装，既有保障驾驶安全的原因，也有防盗的需求。现在防盗已经不成问题，汽车安全能够最终靠管理实现规范。专业的人建议，政府应出台更多有利于汽车改装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放宽改装限制、降低改装门槛、加强行业监督管理等，为汽车改装市场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

  过度的社会管理会压缩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空间，压缩社会活力与创造力，压缩市场发育与需求，阻碍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社会必须深化改革，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基础规则，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增强社会活力，让新质生产力到达市场。

  深化改革是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发展提供肥沃土壤。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也将反过来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形成改革与发展的新动力循环。

  完善要素市场的制度和规则，有利于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潜力充分释放。通过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通过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美国的政策游说制度有其积极一面，即能够充分吸纳社会意见。虽然各种社会力量存在博弈，但这能够尽可能的防止政策出台出现偏差、没形成政策效应以及各种政策相互打架的尴尬局面，提高出台政策的水平与社会效应。比如，零售商团体不可能允许房地产价格高企，这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哪怕是国防采购也要照顾中小企业订单；制造业可能要求增加关税，而零售业可能要求降低关税等等。

  立法机关与政府的听证制度使政策出台能够吸纳社会意见，使新技术、新模式、新生产力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力量。

  广东作为经济大省，社会治理要走在全国前面，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形成经济政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政策的时候，要大量吸纳社会意见及民间智库反馈，出台的政策才能得到社会拥护与支持。

  广东深圳在建市初期，国企规模少，经济发展主要靠外资、民企，市场经济基础就发育起来了，市场有活力、创新创业就有活力。事业单位少，社会服务就需要靠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就发展壮大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就此形成。

  笔者调研过深圳一家协会，政府投2亿元建设检验测试中心，该协会就利用这个中心，与美国、欧洲市场建立互认制度。很多企业要检测服务，该协会就发展壮大起来，社会服务力量也被培植起来。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就是社会改革的方向，要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社会才有活力。政府治理社会，需要更多尊重社会意见，发挥社会组织、民间智库的作用，拓展社会服务广度和深度、打通社会服务“最后一公里”，提高社会服务颗粒度，让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

  同时，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必须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消费稳定增长。从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激发消费潜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实施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促进政策，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一系列政策都旨在通过支持新型消费领域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未来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方向，是消费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有消费型社会的形成，新质生产力才有其存在意义。

  消费型社会的核心是消费，这既要求社会有购买力，又需要生产能够很好的满足日益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的产品。一方面需要充分解决社会就业，减轻百姓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负担，那就需要全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强信心。鼓励中小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信心很简单，一是有市场，二是低税收，三是得到尊重。另一方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市场提供更多高质量、高的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那群消费的人需求。

  同时，通过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只要中国的人均消费提升到美国的1/6，与中美人均GDP的1/6比相仿，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市场规模还可以是美国的两三倍。

  有市场规模，才有市场话语权，才有规则制定权，才能够给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才能够很好的满足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