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报道，一位自称“老网虫”的退休老人，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手机界面，其安装的上百个应用里，大多是社交、电商和视频类软件。老人直言，孩子上班没时间陪自己，“如果不让我玩手机，还真不知道这一天怎么打发过去”。

　　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移动互联网普及，老年网民的规模也日益庞大，不少老年人已经“机不离手”，网络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消遣方式，甚至是精神寄托。就在今年，工业与信息化部还开展了数字技术适老化2.0升级行动，目标就是为老年人上网安全保驾护航。

　　但报道中，也有专家关注到“网瘾老年”现象，甚至将其归咎于“App平台利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经常向老年人推送感兴趣的内容，并给予时长激励和一定奖励。久而久之，老年人会沉迷在‘信息茧房’中”。

　　随着网络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慢慢的变大，其所引发的多重效应逐渐显现。但相应的，“算法”也有了逐渐变成技术“口袋罪”的趋势。

　　除了此次报道的“网瘾老年”被归咎于“算法”，此前也有“算法正如何一步步毁掉年轻人的世界”“被困在算法里的，不止外卖骑手，还有社交网络中的孩子”等说法，不一而足。

　　毫无疑问，合理讨论以及监管包括“算法”在内的各种新技术对人以及社会的影响，没有一点问题，有关部门甚至专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但动辄就归咎于“算法”，将其当成“口袋罪”，则是一种懒惰和偏见。

　　这种有意无意下对“算法”的污名化很值得警惕。因为，这种污名化行为一旦使公众对“算法”形成普遍的贬义看法，受影响的将是整个互联网产业。

　　实际上，早在2021年，我国的相关学术界就已经关注到“算法”被污名化这一问题。

　　当时，在一场名为“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的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张小劲就指出，时下对“算法”的一般理解都带有了贬义色彩，“算法”治理应致力于促发展、防滥用并消除污名化现象。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汤景泰也曾表示，当今社会对“算法”有很明显的污名化的倾向，应该聚焦如何去优化“算法”的问题，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这样就会偏离我们所应该聚焦的真正的社会问题，陷入失焦的窘境。

　　当然，学者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言，但真实的生活中，对公众而言，“算法”正承担慢慢的变多的“原罪”也是事实。

　　比如，“网瘾老年”群体的日益壮大，跟“算法”到底有几分关系？遥想当年“网瘾少年”群体出现的时候，“算法”还没有成为网红词汇，也就没有背上这个锅。

　　如今的“网瘾老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加之互联网内容生态的大发展，而老年人退休后空闲时间又多，自然而然就对网络产生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依赖性。

　　至于把App“向老年人推送感兴趣的内容”当成一种恶行的说法，则迹近可笑。在任何时代，传播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都不是罪过。

　　一些内容运营商可能会为了流量而利用“算法”技术传播低俗甚至违法的内容，也有一定可能会在收费上玩些猫儿腻。但在这里，需要规范与治理的是内容质量和收费规则等问题，而非“算法”。

　　实际上，“算法”和手机、互联网、App一样，都是技术工具，真正有问题的终归是人。

　　很明显，只要合法，向受众传播其感兴趣的内容并没有错。围绕“算法”的争议核心，实际是因为其涉嫌只向受众传播其感兴趣的内容，以至于对受众形成了“信息茧房”。

　　这也是迄今对“算法”最硬核的一个质疑。但问题就在于，“信息茧房”的出现到底与“算法”应用有多大的因果关系？

　　所谓“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倾向于只关注与自己兴趣相符的信息，久而久之，会限制自己的视野和认知范围。

　　“信息茧房”被认为会导致个人的认知和价值观固化，失去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化思考的能力，还会加剧社会分化和对立，容易引发群体极化和冲突。这一概念，最早则出现在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一书中。

　　从定义上看，兴趣爱好是“信息茧房”形成的重要元素，而这同时又是“算法”的重要数据内容，“算法”技术因此被认为加剧了“信息茧房”的形成。

　　但《信息乌托邦》一书出版于2006年，“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提出也不过十数年，至今在科学上还没有有力研究对其相关理论进行证实。

　　至于“信息茧房”与“算法”关系，就像喻国明教授所说，“信息茧房”是个体、社会、场景与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算法”既不是“信息茧房”形成前的必要条件，也不在“茧房”生成后起到增效。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现象，“信息茧房”在我们周围的互联网环境中很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存在的原因又必然是多方面的。如果将“信息茧房”列入治理对象，同时又将“算法”视为罪魁祸首，治理结果很可能会南辕北辙。

　　毕竟，在“算法”没有被大范围的应用的微博时代，网上对“信息茧房”担忧的声音，就已经大量涌现。与其简单将“信息茧房”归罪于“算法”，不如认真研究怎么样优化“算法”，通过可信任的“算法”来进行“破茧”。

　　值得寻味的是，尽管AI和“算法”在西方互联网中的应用并不比中文互联网少，但中外对“信息茧房”的关注度却大有不同。

　　据统计，截至2020年2月6日，我国学者已在CNKI文献库中发表584篇以“信息茧房”为主题的文章。而在同时段内，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的以“information cocoons”为主题的文献只有1篇。

　　可以说，中外对“信息茧房”的不同热衷程度，跟国内各种营销号炒作、滥用概念，制造超出实际的焦虑脱不开干系。

　　回顾互联网发展史，就会发现“算法”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这一概念的出现也是其来有据。

　　首先，“算法”本质上是“以数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代码表达的意见”，其在真实的生活中也无处不在。如用数学公式解决“鸡兔同笼”问题，就体现了“算法”思维；数字化时代，“算法”更是隐藏于人们各种生活应用中的数字技术手段。

　　其次，“算法”被应用于内容推荐，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信息过载的焦虑——“算法”能够最终靠信息找人来减少用户因浏览大量无效数据而造成的时间、精力浪费。

　　在人类的历史上，这种因解决焦虑而产生了新的焦虑的现象，实在是再常见不过了。但就像信息过载总好过于信息匮乏，“算法”推荐也必然好过于信息过载。

　　总体而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福利增益是主流，所引发的焦虑则属于次要矛盾。对于“算法”，也最好能以平常心视之，动辄“原罪”和“信息茧房”不但会误导民意，更会压制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

　　要知道，“算法”推荐的高效和精准性，虽然在宏观上是服务于大众，但在微观上却直接触达小众、触达长尾人群。

　　事实上，假如没有“算法”推荐，像淄博、天水这些从传统眼光来看缺乏资源和特色的地方就很难被更多人看见，一些小众的戏曲、爱好也可能就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有了“算法推荐”这个放大镜，却使更多的人间美好被更多的人们看到。

　　“算法”是数字社会、数字化的经济的重要基础，不仅涉及市场治理，还涉及社会治理。就像技术一样，“算法”本无善恶，人类能使技术向善，也可以使“算法”向善。

　　也因此，对于“算法”，公共舆论应该向社会公众传播一个更理性、客观的整体认知，而不是轻率地进行脸谱化甚至污名化。如果因为一些争议现象而排斥“算法”应用，更无异于“因噎废食”。